新华社柏林12月2日电（记者顾梓峄）德国2024年总人口8277万，其中土耳其裔约302万，是德国最大外来移民族群。在长期融入过程中，一部分土耳其移民在德国找到了“归属感”，甚至成为社会精英；但也有一些移民因各种“不适应”难以融入当地社会，始终觉得自己只是“名义上的德国人”。

这是2020年11月12日在德国首都柏林拍摄的“红绿灯小人”图案的拼版照片。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

“名义上的德国人”

记者去年夏天见到土耳其姑娘杰岚时，她还在努力准备德语B1等级语言测试，通过这项测试是加入德国籍的基本条件。她当时是首都柏林某家企业的应用程序分析师，已在这个国家生活了9年。

杰岚的丈夫是德国人，她持“家庭团聚”类别签证抵德后，当地外国人管理局马上通知她去上“融入”课。她坦言，初到德国时，参加的社交聚会上全是德国人，因语言不通交流困难，她时常想念家乡的朋友。好在，她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。如今，她已成为德国公民。

杰岚身边有不少像她一样积极“融入”德国社会的土耳其移民。仅在柏林，土耳其裔居民就有20万人左右，约占全市人口二十分之一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联邦德国（西德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，劳动力短缺，因此主动吸纳外籍劳工，直到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西方经济才摁下“暂停键”。西德政府1961年同土耳其签署劳工招募协议，此后十余年，约有86万土耳其人前往西德谋生，其中不少人选择留下来，并将故乡的亲属接来团聚。

如今，留在德国的土耳其劳工已繁衍至第四代。官方数据显示，德国2024年总人口为8277万，其中约2500万有移民背景，土耳其裔约302万，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。在德国城市街头，土式小吃“土耳其肉夹馍”随处可见。

2022年4月28日，人们在德国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露天餐厅休闲。新华社记者任鹏飞摄

近年来，申请移民德国的土耳其人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。高学历者可能更易入籍，但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并不会因此减少。

阿拉兹·苏默8年前到德国攻读硕士学位，如今已入德国籍，在柏林一家非政府组织当律师，同时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。他说：“我不认为获得德国国籍就表示自动被接纳，对我来说也是如此。”

他认为，自己只是“名义上的德国人”，即使按照“德国标准”生活，仍然改不了“移民”本质。“德国还没有成为我的家。我不会自称德国人。我如果真的自称德国人，德国人也会嘲笑我，他们的嘲笑不是没有道理。”

他说，选择入籍是有实际考虑，“否则你就得一直和德国的官僚机构周旋”，每次续签居留许可都是“一次巨大考验”。

入籍后，他想找房子。开始时，他用真名在网上申请，却如石沉大海，直到他换了个姓氏，才开始收到回复。“如果你的名字不是德国名字，德国护照帮不了你。”

土耳其移民为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，他们中一些人也跃升为社会精英，如绿党领袖策姆·厄兹代米尔。然而，相当大一部分土耳其移民仍生活在相对封闭、自成一体的圈子里，语言障碍、文化差异乃至种族歧视仍困扰着这个群体。

2024年1月15日，乘客在德国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候车。新华社记者任鹏飞摄

“我该支持谁”

2024年欧洲杯足球赛期间，一个特殊手势在球场内外引发风波，甚至一度上升为外交争端。这件事暴露了部分土耳其移民与德国主流社会潜藏的矛盾。

2024年7月6日，土耳其对阵荷兰的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在柏林举行。观众席上土耳其队的球迷占了半边天，现场到处飘扬着土耳其国旗。记者看到，不少土耳其队的球迷打出“灰狼”手势——大拇指与中指、无名指捏在一起，食指与小指竖起，模仿“狼头”。这被视为土耳其极右翼标志手势，被多个欧洲国家明令禁止，德国时任内政部长南希·费泽曾敦促欧足联处罚任何打出该手势的球员。

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2023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说，“灰狼”运动的意识形态受到极右翼思想的影响，强调历史记忆，对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充满“浪漫”回忆，具有民族主义、反犹主义、种族主义等特点。

杰岚说，那些带有极右翼色彩的政治诉求对她并无感召力。她觉得，部分土耳其裔在德国“融入”失败的一大原因是缺乏社会交际。

2023年12月21日，人们在德国柏林一家购物中心拍照留念。新华社记者任鹏飞摄

当土耳其国家队和德国国家队踢比赛时，有不少土裔德国人陷入自我认同的分裂，自问：“我该支持谁？”

2024年欧洲杯开赛前，德国足球队队长、土耳其裔球员伊尔卡伊·京多安接受德国《明镜》周刊采访时说，为了更好融入当地社会，他祖父当年有意选择在西部城市盖尔森基兴一个“土耳其氛围”较弱的社区定居，他父亲也注意不让他的生活局限在土耳其人社区。

京多安平时与兄弟说德语，跟父母说土耳其语。他坦言，德国有部分土裔少年认为土耳其国家队才真正代表其族群，而不是德国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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